百亿影后马丽哭惨了

  男频的爽文里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然获得机缘，一路凭借宝物、贵人逆袭，便是故事的爽点所在。

  现实世界里，一个山东女人却和两个女儿蜗居在4平米的空间里，靠一双手、一个木板车，完成了小说都不敢写的超强爽文大女主逆袭，被香港人称为“皇后”。

  凭着一碗水饺，跋山涉水的食客在她的木板车前排起2000米长队；挑剔的香港人以她为原型拍摄电视长剧，将她视为“狮子山下”精神注脚；日企也甘愿为她让步。

  故事中场，她坚决拒绝了外企邀约和出海的机遇：“吃饺子的人在中国，我不走！”

  30年过去，我们再一次借由马丽认识她——臧健和，她的故事让马丽在荧幕上哭，在电影宣发的时候哭，采访谈到“妈妈”了也哭。

  但神奇的是，她普通到像每一个人的妈妈，她没有天生的谋略，有的只是掌握自己人生的坚决。

  在她的水饺摊上，一盒饺子零售价是11元，她却用12块半的批发价卖给其他老板。批发价高于零售价，这颠覆了以往的商业规矩。

  她的一生被许多人称之为传奇，但又显得格外“普通”，她出身农村，没上过大学，更没有高人当靠山。

  1945年，臧健和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市一个清贫的家庭里，父亲在妹妹出生没多久后，就以“外出打工”的名义，永远地离开了家。

  14年后，家乡大旱，食不果腹的母亲只能带上两个女儿，沿街乞讨，一路流浪到青岛，才艰难找到容身之所。

  她想要读书，但意识到“如果继续读下去，妈妈可能就没命了”后，当即选择辍学，当小护士。

  臧健和拒绝过许多人说亲，直到工作稳定，妈妈生活安定，妹妹也有了工作，才和同医院的一个泰籍华裔医生坠入爱河，结婚生子。

  日子很顺利地过着，两个女儿接连出生，处在幸福中的臧健和从没想过，她会经历和母亲相同的不幸。

  1974年，一封家书将丈夫召唤回泰国，臧健和一时没办法拿到批准，必须要带着孩子等上三年才能到泰国团聚。

  三年后，丈夫依旧杳无音讯，与当年默默守望的母亲不同，臧健和虽然没出过国，更不会任何外语，但拿到批准后毅然决然地带着两个女儿踏上异国他乡寻夫。

  重男轻女的婆婆并不欢迎她的到来。但泰国是一夫多妻制国家，丈夫似乎还念着一些“旧情”，允许她留下。

  上世纪70年代，妇女身处在一个紧张的时代里，“离婚”不是彰显自由的代名词，女性的人生会因“离婚”被妖魔化。

  1977年的香港经济正迅速腾飞，和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并称“亚洲四小龙”，国际贸易港口维多利亚港高楼林立，码头上人头攒动，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，在空气中弥漫。

  当时在香港，来自内地的“偷渡者”处于井喷状态，在内地只能一天赚7角钱的农民，在香港卖体力工资能翻近100倍。

  有地方流传的民谣唱道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对面8分钱”(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)。在那里，一人赚钱养活全家人是一种看似人人都能过上的生活。

  她好不容易在香港铜锣湾罗素街，找到了一个的4平米合租房，房东租房有一个前提：臧健和的两个女儿不能出现在客厅里。

  而且即便这样逼仄的空间，房租也要两百元。臧健和积蓄减半，需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。

  语言不通，她就从不用说话的“哑巴”体力者做起。早上六点多给老人打针，再去酒楼洗毛巾、洗碗、洗厕所，夜里辗转电车厂洗公交巴士，直到夜半三更，往复循环。

  臧健和也一样。她不觉得苦，也从不向家里诉苦，她每月寄给母亲300元，越过越心安，似乎已经看见闺女好好读书、母亲颐养天年的那一天。

  可短暂的自我怀疑后，她依旧遵循内心的声音，坚定地选择，勇敢地说不，对抗不合理的一切。

  酒楼老板拒不赔偿，她将老板告上法院，获得3万元的赔偿款和4500元的工资，但她只拿了工资的部分，“我真的拿了他三万元，可能一辈子要告诉别人这一个女人骗了他三万元”。

  香港社会福利可以给她公援金补助，每月有几千块可拿，远超她打工赚的钱，但她也看到不少青年靠此度日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人硬生生活成了废人。

  有人劝她改嫁，找个男人依靠总比现在强，还有人劝她趁着还算年轻，去做几年陪酒女，来钱快也不用再抛头露面……

  面前明明有那么多条路可走，但她怕“一人走错，三人走歪”，将命运拱手让人，是比穷和苦更灾难的。

  绝处总有一条逢生的路，在酒楼一起共事过的同事提了一嘴：“臧姑娘，你做水饺那么好吃，干脆去卖水饺吧。”

  臧健和没把这句话当作不痛不痒的安慰，她即刻行动，连夜做了一个简易的木制小推车，在受伤后第13天出摊。

  从出租房到湾仔码头，平时只要15分钟的路程，在出摊的第一天，臧健和觉得这段路走得无比漫长。

  从护士，到苦力再到无证经营的小贩，臧健和回想起走来的人生路，她打心眼里难过怎么混到了如今这般田地？

  “为母则刚”的叙事不会天经地义般地降临在每个母亲身上，她们在面对从未有过的屈辱时，会忘却所有附加的身份，本能地为自己的人生发出悲鸣。

  码头上人来人往，小贩和上下船赶工的工人挤满了码头，但在第三根灰色柱子下，竟有一片空白之地，臧健和美滋滋选择在那里支摊，后来她才发觉，那里是最容易被城管抓到的地方。

  母女三人配合默契，大女儿帮忙包饺子，小女儿放哨，一天小女儿被旁边商贩带来的小狗吸引了目光，直到整个码头开始骚乱，女儿才回过神来，看见警察按着母亲的摊位，她捏着警察的衣角爆哭：“叔叔，不要拉走我妈妈，不是妈妈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看牢你……”母女三人在木板车前哭成一团。

  她开始卖出第一碗、第二碗……生意好了起来，可光临的大多是码头上赶工的外地人，北方水饺还是不够吸引当地人。

  她注意到，有一位极其喜爱水饺的香港本地食客，每天都来光顾摊位，但都把饺子皮给剩下。

  追问其原因，“皮厚得像棉被”。听到这句话的臧健和吃了一惊，她的水饺已经比内地水饺的皮薄了一倍，却还远远不足，皮薄如纸的云吞更受香港人的喜爱。

  臧健和不想只做外地人的生意，她当即研究了三天三夜，一种在香港闻所未闻的水饺——既能皮薄透着馅，又融合着北方粗犷气息的大水饺，出现在湾仔码头。

  次日，许多人慕名从各处甚至澳门赶来，排起千米长队，湾仔码头走出个“水饺皇后”，每天生意红红火火。

  臧姑娘没有天降贵人的神奇故事，凭借着自己的摸索，母女三人的困境似乎摆脱了。

  但臧健和明白，爆火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她依旧是无照小贩，每日得提心吊胆地生活。

  从幼时开始流浪的臧健和，是最会说“不”的女人。这一次，她的选择依旧是“不”。

  日本老板有个口味极为挑剔的女儿，却在宴会上连吃了二十七八个水饺，这一幕简直不可思议，他立刻拜托表姐，提出想和这位奇才合作。

  大老板知道臧健和只是个无照小贩，他主动提出给她厂房和牌照，还要帮她把水饺放入超级市场售卖。

  “这句话像是给我开了一条缝”从未经过商的臧健和没有当即答应，出了办公室的门，表姐急不可耐地问：“为什么别人挤破头都想拿到的名额，你却要考虑一下？”

  她怕技术被别人学走了，那时品牌都成了别人的，万一被一脚踢开中断合作，恐怕自己都无法再贩卖属于她的水饺。

  日本老板让步，说可以保留“湾仔码头”的品牌，但要去掉包装上的地址和电话。

  日本老板又退了一步，包装上保留臧健和的人像和手机号，让臧健和保留秘方和品牌，转而成为超商水饺专柜的供货商。

  谈判进行到第三次时，臧健和再次让日本老板目瞪口呆，连连发问：“臧姑娘啊臧姑娘，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？”

  “敲定价格”是这场合作能不能达成最后的关键，臧健和想了好大一阵子，说出了12块半的价格。久经沙场的商业大佬们哄堂大笑，零售价11块一盒的饺子，批发价居然还抬高了1块半，臧健和真是个不会做生意的糊涂企业家。

  每到下午4点半，小摊前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食客，臧健和的手飞快，平均2秒包一个饺子的速度也赶不上排队的需求，客人们开始自发当起了包装工。

  他们守在案板边上，臧健和包一个他们就往盒子里扔一个，数够40个，就拿橡皮筋扎好，把准备好的11块钱扔到钱盒里，不用再找零。

  需要客人打包，却能实现零差评，水饺还是供不应求，提高一块半的价格还让臧健和怀疑是否定价低了，她对水饺付出的心血，远超一块半的价值。

  臧健和在香港街巷租下了一间门脸房作为加工间，终于拿到了营业牌照，水饺每天直接运到香港超级市场的水饺摊位。湾仔码头水饺开张的第一个月销售额就高达100万港元，不到4年的时间，所有香港的超级市场，都成了湾仔码头的分销点。

  曾有外国企业邀请臧健和出海，直爽的臧健和直接拒绝：“吃饺子的人在中国，我不走！”

  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，湾仔码头与美国通用磨坊正式合资，臧健和则留作顾问。通用磨坊注资6000万美元在中国内地设厂，湾仔码头慢慢的出现在广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。

  那一年，她参观了美国工厂，眼前成熟完善的销售网络和先进的冷链技术让臧健和意识到，必须拥抱科技才能让中国水饺走向世界。

  臧健和初心未变：“无论回本时间长短，一定要到内地投资，到家乡投资，要为家乡做事。当时选择合作伙伴的必要条件之一，也是一定要到中国内地投资。”

  至始至终，臧健和或许都不太会做生意，比起建立起商业帝国，她的心里眼里只有水饺。

  那时，她有了一个小孙女。这个家似乎冥冥之中就是个“女儿之家”，从臧健和到女儿再到孙女，“水饺皇后”的皇冠在每一个女性手里传递。

  臧健和绝不是最特别的一个，在那个时代下，女性正爆发着一种超越观念和世俗的力量，全国的女人正在挣扎着站起来。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，正是臧健和事业快速地发展的阶段，但国内产业体系发生变化，下岗女工成了时代的眼泪。

  当时的臧健和在上海和广州都有很大规模的厂房和生产线，她的水饺业务已经覆盖了内地70%以上的地区。

  46岁的陈国贞，1997年从立新五金厂下岗，她能吃苦也愿意吃苦，可到哪里都做不长。去做清洁工，不到一天就被辞退了，代替她的是个年轻的外来妹，拿着比她少得多的工资；在南京路红心点心店洗碗，4个月后，新来的应届生又接替了她……丈夫残疾，儿子在上高中，她总觉得有力气没地方使，想到要推车上街做生意，她和臧姑娘第一天卖水饺时一样，面子上总过不去。

  还有47岁的张林洪，1993年从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下岗，上街卖过盒饭但苦于没有牌照，当过洗衣服推销员、暑假管托班的老师、参加过剪裁培训班和电脑培训班……她身上有着臧姑娘的魄力，多次想带着几位下岗姐妹开店，但害怕失败对不起姐妹的沉重负担让计划一直延期。

  她们是千千万万个臧姑娘，出身农村、没钱读书、也没什么技能的，可只要寻着机会，就会立刻扑过去。

  胡小燕出生于1974年四川广安农村，16岁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，期间做过两年的幼儿园老师。

  她想外出打工，父母阻拦，后又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她还是想走，1998年，她跟着妹妹和妹夫赶路三天三夜抵达佛山。

  “疯狂打工”是那个时代每个人身上的特点，她先做流水线个小时，得来的几百元工资，比在老家种地一年的收入都要多。

  2002年，做流水线女工的第四年，公司扩建选拔人才，她把握机会从工人变成了车间管理，一人负责招工、培训、考核、生产等环节。

  “我常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”，2008年，胡小燕来广东打工的第10年，被选为广东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也是我国首个从农民工队伍中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。

  许多打工妹的人生开始开出形态各异的花，有的人成了工会的女律师，有的人拥有的自己的办公室，有人买了轿车、第一个房子……

  一位六十多岁的奶奶在小红书上写道：“老想说说我自己……六十岁的我，第一代打工妹中的一个，终于能在故事里分享岁月给我的一切！”

  她的家在嵩县外方山深处，汝河边的高坡上，她排行老二，共有姐妹三人，从小就食不果腹，发育慢，别人嫌她笨都不跟她玩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父亲还是收养了一个哥哥。

  挨到上初中，她有了最亲最好的闺蜜，她们会说一些悄悄话，畅想通过学习走出大山，出去闯荡。后来，哥哥读了高中，就再也没钱供家里的女孩读书，她就放弃学业，早早流落到社会上。

  后来她在大理石厂碰见了丈夫，一个月18块几毛钱，多劳多得，生活水平比起在家时算很不错了。

  她会写两人在秋高气爽的湖边喝多了唱歌，走过长长的柳树林，在没人的地方相拥相吻。后来抵不过厂子倒闭，两人在家乡做起了水果生意，生意也算红火。

  不一定要闯出什么名堂来，才算不虚此行，重要的是她们曾体会过自己把握人生的自由。

  近几年的热词“原生家庭的苦难”几乎落在上个世纪每一个打工妹的头上，但她们好似从来没放在心上，相比看到她们内心的果敢，有人将她们的经历完全归结于“时代的幸运儿”，只是那个年代给了她们更多的可能性。

  无论放在哪种时代下，真正敢于探索未知，没有退路可言的内核，才能让自己真正站起来。

  面对着一双双炙热的双眼，臧健和曾对下岗女工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咱们女人就得自己救自己，自己倒下，别人是扶不起来的。”

  如果一片贫瘠的土地无法滋养自己，别犹豫，找到下一片沃土，总能结出自己的果。